中医药文化精髓与医学生人文素质培养
孙晓生谢波
（广州中医药大学，广东 广州，510405）
【摘要】人文素质是人的内在价值和社会文化准则的突出表现，可称之为大学教育的灵魂。医学院校的人文素质塑造更是直接关系到所培养的医学生能否从根本上确立人文关怀的道德取向和精诚济世的行为准则。在医学生人文素质教育中，我们尤其应该注意提取和吸收传统医学所蕴涵的丰厚的文化精髓，这对于医学生人文素质的培养有着十分积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中医药文化；人文素质；医学生
中国医药是中华民族文明发展史上一颗璀璨的明珠，它不仅是中医药千年积累的自然科学知识的外延，而且还内涵丰厚的人文科学知识底蕴，涉及文学、史学、哲学、社会学、伦理学等诸多领域，浩如烟海，博大精深，犹如一座知识、思想及智慧的宝库。特别是中医药文化的精髓，更是中华民族五千年长期积淀下来的思想、文化、精神的结晶，是中华文化的重要基石，是医学人文素质得以生发的深厚土壤。它对医学生人文素质的培养和形成产生着巨大的不可缺少的作用，是医学院校人文素质教育不可缺少的基础内容。因此，重视和加强中医药文化精髓的学习，对培养和提高医学生的人文素质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1、仁心仁爱的中医药传统文化特质与以人为本，尊重生命的人文道德培养
在中国历史上，仁学的产生常常以孔孟儒家学派的产生为标志。孔子曰：“况爱众，而亲仁”。孟子曰：“恻隐之心，仁也”。《礼记·中庸》曰：“仁者，人也，亲亲为大”。可见儒家学派所宣扬的是一种涉及到他人与社会的一种“仁爱亲亲”的人生哲学和道德观念。祖国医学深受儒家仁学影响，不仅在内涵的构成上融溶了丰富的仁学精神，而且在形式表徵中也常常将“仁”字作为特征性用“辞”。首先将医学定位为“仁术”，赋予医学以仁慈至善的精神内涵，同时也强化了医生职业的神圣与高尚。如明·李时珍在《本草纲目·序》中说：“夫医之为道，君子用之于卫生，而推之以济世，故称仁术”。明代裴一中在《言医》中指出：“医何以仁术称？仁，即天之理、生之源，通物我于无间也。医以活人为心，视人之病，犹己之病”。其次，将医生良好的德行称为“仁心”，鼓励、鞭策医者以仁爱之心，尊重生命、善待患者、博爱群生。如明代医家龚廷贤《医家十要》第一要便是：“一存仁心，乃是良箴，博施济众，惠泽斯深”。孙思邈也在《大医精诚》中从职业角度对医者以“仁心”立业进行了系统论述，并提出对病人不论“贵贱贫富，长幼妍蚩，华夷愚智”，都要一视同仁。第三将“德性”好的人或医德好的医生称为“仁人”，把“仁”作为评判医生资格及其道德操守的基本标准。如晋代杨泉在《物理论》中指出：“夫医者，非仁爱之士，不可托也”。清代的喻昌在《医门法律》中认为：“医，仁术也。仁人君子必笃于情，笃于隋，则视人犹己，问其所苦，自无不到之处”。由上可见，“仁心”、“仁人”、“仁术”是中医传统文化仁学内涵的三大要素，只有“心存仁义之心”的“仁爱之人”，才能将医学真正变成济世活人的“仁术”。
尊重生命是医学最重要思想基础和最突出人文特征。《黄帝内经》指出：“天复地载，万物备悉，莫贵于人”。张景岳在《类经图翼·自序》中论及：“医之为道，性命判于呼吸，祸福决自指端，诚不可猜摸尝试，以误生灵”；“夫生者天地之大德也，医者赞天地之生者也，人参两间，惟生而已，生而不有，他何计焉?”这些名医大家都反复强调了作为医生就一定要对人对生命高度尊重和倍加珍惜。因此，医学生无论在实习或是医疗实践中都要胸怀仁善，充分尊重患者的人格，理解其心情，以善良的心地和科学的态度，关心患者疾苦。在接触病人过程中，能使患者逐渐产生亲切感、安全感、信赖感、愉快感。力戒厌烦、神情冷淡、态度粗暴。不以衣冠、地位、贫富、亲疏、性别、相貌等取人，厚此薄彼，而能一视同仁，高度负责。每个医学生当扪心自问，我是为什么而学医的，是为救人，还是为自己；在给病家治病时要设身处地想一想，假如我是患者又怎样；如为“救人”而学医，那么对患者一定会有一颗赤诚之心，一种好生之德，就能成为一名具有高度的人文胸怀和仁爱道德精神的医生。
2、清廉洁爱的中医药传统文化特质与淡泊名利，诚实守信的人文情操培养
祖国医学认为，一个负有“救人”、“活命”责任的医生。在行医中必须具有清廉的情操，洁爱的品格。清廉诚信与仁爱是相关的，一名仁爱的医生在其行医服务于患者时，必须具有杜绝名利、清廉诚信的道德品质。反之，为名为利的医生必然缺乏仁爱的精神，缺乏清廉，洁爱的人文品质，不管患者死活只顾自己的私利，贪图钱财、沽名钓誉、欺骗患者、妒嫉同道。这样的医生是被世人所鄙视的庸医和下工，必然为人民所唾弃，决不可能成为造福于社会的合格医生。在历史上关于医家清廉诚信的杰出事例，不胜枚举，有些已成为民间美丽的传说，至今流传。三国时代，江西名医董奉，不但精于医术，而且情操高尚。他隐居庐山，专为贫民治病，不取报酬，患者痊愈后，凡来感谢者，病轻的使其种杏树一棵，病重的使其种杏树五棵，不到十年董家周围的杏树蔚然成林，杏子成熟后，董奉把杏子换成粮食，然后再接济给贫民，这一美事广泛传颂，后人称为“杏林佳话”。患者常用“杏林春暖”来表示对医生的敬意。清代名医费伯雄说：“为救人而学医则可，为谋利而学医则不可。我之父母有疾欲求医相救者何如?我之妻子儿女有疾欲求医相救者何如?易地以观，则利心自淡矣。”有的医家不计名利，施药济贫，自己生活却很困苦。明代医生潘文元医术高明，每日登门求诊的患者“盈门塞巷”。文元行医施药，概不取酬，遇贫苦患者尤其照顾，因此他行医三十多年，家中连几亩地也没有，去世时，城里大街小巷的百姓自发出殡哀悼纪念他。
清《吴鞠通行医记》写道：“良医处世，不矜名，不计利，此为立操”。作为一位具有高尚修养的医家，必须具有清廉洁爱的情操：不贪钱财，不计报酬，不论贫富，扶贫济困；对患者普同一等，一视同仁。不论美丑，不贪女色，不欺患者；尊重同道，敬老爱幼，不为虚名，不沽名钓誉，不抬高自己，不贬低同道。医学生要想成为苍生大医，当则淡泊名利，强调整体精神，强调为社会、为民族、为国家的集体主义思想，提倡以天下为公、义为利上、先义后利。同时，还将诚实守信作为做人的根本，视为做人不变的信条。在人们的人生观、价值观受到市场经济冲击的今天，培养当代医学生重义轻利、诚实守信的人文素质尤其重要。
3、博识圆通的中医药传统文化特质与融会贯通，全面发展的人文知识培养
祖国医学认为，作为一个合格的医家除了要具有仁爱救人之心，清廉洁爱的高尚情操外，还必须有广博的人文知识素养。知识素养是衡量一个人才学的重要尺度。古代中医名家的知识素养有着一些共性特点，可概括为以雄厚的文、史、哲（儒学）为基砌，坚实的医学知识为主干，加上丰富的民间常识，是精专和广博的辩证统一。《索间·著至教论》便指出：“上知天文，下知地匙，中知人事，可以长久，以教众庶，亦不疑殆。医道论篇，可传后世，可以为宝。”主张医者既而有天文、地理等自然科学知识，又须有社会人事等人文知识，其核心则是医学理论知识。唐代大医学家孙思递在《千金要方·大医习业》中也说：“凡欲为大医，必须诺《素问》、《甲乙》、《黄帝针经》、明堂流注、十二经脉、三部九候、五脏六腑、表里孔穴、本草药对，张仲景、王叔和、范东阳、张苗、靳邵等诸部经方；又须妙解阴阳，灼龟五兆、周易六壬，并须精熟，如此乃得为大医。若不读五经，不知有仁义之道；不读三史，不知有古今之事；不读诸子，诸事则不能默而识之；不读《内经》，则不知有慈悲喜舍之念，不读庄老，不能认真体运，则吉凶禁忌，触涂而生。许多古代杰出医学大家的知识结构正具有这一特点，孙思邈本人就是一个典范。又如，张景岳也涉猎广泛，精通《易经》，并时天文、历法、音律、兵法、战术等皆有研究，其潜心歧黄之术，以医终其身，扬其才，是明代根底较深、知识结构颇为合理的著名医家，也是中医史上做出了突出贡献的难得的杰出人才。历史上，博览群书，涉猎较广，又潜心医道，若再加上勤于医疗实践，善于总结，便可做出较多或较大建树，逐渐发展成为较杰出的当世名医大家。
当今医学生人文知识素养包括哲学修养、历史修养、文学艺术修养、心理学修养、伦理道德修养、文化礼仪修养、社会经济修养等。其中，哲学修养能让医学生用特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指导自己的学习、研究与实践，用哲学思维分析各种疾病现象；历史修养能让医学生了解医学的发展历程及其在人类社会中所起的作用，从而激起强烈的自豪感、使命感和责任感；文学修养能让医学生深谙人类病痛和治病中的复杂感情和关系，用真情真意对待病人，解决病人的痛苦；心理学修养能让医学生运用心理学方法解除病人的心理负担，激发病人的积极的心理状态。因此，人文素养绝非只是一种知识特征，更是一种性格特征和行为状态。它决定着一个人的生活质量和社会作用，体现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作为—名即将在医院承担重任的青年医学生，不注重全面发展，就很难应付未来工作环境提出的各种挑战。当今世界，各国有识之士也认识到只有知识与能力、为学与为人、理性与价值有机统一，才能使人达到和谐发展，才能给社会创造更多的财富并产生深远的影响，因此提高人文素质修养已成为时代潮流。例如我国政府提出的素质教育，德国教育提出的通识教育，日本提出的有品位的人性教育等等。在世界许多国家重视人文素质培养的国际大环境下，医学生没有任何理由游离于这种大环境之外，只有主动顺应这种潮流，才能增强适应世界变化的能力，从而做出卓有成效的贡献。
4、推陈出新的中医药传统文化特质与勇于探索，与时俱进的创新素质培养
祖国医学在春秋战国时代就总结汇成《黄帝内经》，其中阴阳、五行、脏象、经络、治则以及养生防病等重要理论俱已初步建立，汉代张仲景在医学实践的基础上总结历代医家的经验，勇于创新，著《伤寒杂病论》、《金匮要略》，系统总结了热病和杂病的辩证论治的典范，至今被奉为“医圣”、“方剂鼻祖”，对祖国医学做出卓越的贡献，张仲景所著的两本著作至今仍被中医界奉为“经典著作”。至明代后期及清代，吴有可、叶天士、吴鞠通等医家，对传染病的传染原、传染途径、发病特点、转归、救治方法进行探索，在医学史上首先提出了“疫气”、“疠气”致病的观点。首创“疫气”白“口鼻而入”，并可以“逆传心包”的理论。形成了新一代医学理论温病学派，解除了大量患者的病痛，拯救无数生灵。叶天士主张“不期师古，不法常可”，吸取诸家之长，终于达到创新发展中医药的目的。吴鞠通因家属死于疫疠而潜心研究温病理论，反复在亲人及自己身上验证方药，逐步总结出新，创立了三焦辨证，丰富了中医辨证体系。近代名医张锡纯在西学东渐，群情惶茫，莫哀一是之际，明确指出，“事贵师古，尤贵与古为新，方能使医学日有进步”。“吾人生古人之后，当竟古人未竞之业而不能与古人为新，稗吾中华医学大放光明于全球之上，是否吾儒之罪也。”他力主衷中参西，取西医之长以补中医之短，尤其在临床应用中西药，创新尤多，颇具风格；其著作《医学衷中参西录》被医学家称为“第一可法之书”，张锡纯亦有“医学革命家”之誉。近几十年来，张氏的这个思想得到发扬与光大，中西医结合成果累累，张氏不失为一位富有远见卓识的医学家，他的识见使得他能在近代中医发展史中写下光辉的一页。
进取与探求，是医学工作的灵魂，是医学生必备的素质。没有进取心，就不会企求上进；没有好奇心，就不会有探究精神。缺乏这两者，则无从谈及创造性活动，更无法做出创造性贡献。古今名医之所以能载入册史，就在于他们对于医学现象，有着无法满足的好奇心和探求精神，敢于发现前人没有发现的真理，解决前人没能解决的问题。如清代名医王清任自谓，“尝阅古人脏腑论及所结之图，立言处处自相矛盾”，遂刻意求证。他为了弄清横膈膜的形态结构，便深入坟地，亲临刑场，努力长达四十余年，方如愿以偿。他将自己毕生的研究成果，撰成《医林改错》，并谦虚地指出：“其中当尚有不实不尽之处，后人倘遇机会，亲见脏腑，精查增补，抑又幸矣”，体现了一个严谨的医学工作者刻意探求精神。李时珍在编写《本草纲目》时，发现以往医籍对曼陀罗花的记载不一，为了考证求实，可谓历尽艰辛，初无所获，最后偶从一山农处得知，此物俗称山茄子，产于武当山中。此时，他已半百之人，却义无反顾地通过长途跋涉，赶到武当，终在武当山的陡坡中发现此药，并亲口饮服，以验其效。这方面的事例俯拾皆是。“泥于古不可言医，囿于今亦不可言医”，近代北京名医肖龙友深刻地道出了求医的真谛。
5、结语
医学院校是为社会培养高级医疗卫生人才的摇篮，人文素质的培养对于医学生的全面发展十分重要。在全面提高医学生的综合素质的基本内涵中，“品德”是方向，“学识”是根本，“才能”是核心。对医学生来讲，新时代所需要的医生仅仅具有精湛的学识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要有深厚的人文素养。因此，认真地对历史悠久、内涵丰富、特色明显的中医传统文化进行系统全面的研究、讲授和宣扬，并结合现代医疗实践对医学生进行理性的文化与价值再认同教育，将对提高医学生的人文素质、促进学校思想道德教育、树立精诚人文关怀和构建和谐校园文化产生深远影响。我们完全可以有理由相信，源远流长的中医药文化精髓在与现代人文素质教育的交融中一定会重现中医药传统文化巨大的时代价值。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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